“一带一路”既是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它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基础，又不局限于此，凡有意参与到“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皆愿意与之合作。在丝绸之路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孕育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下面就让我们撷取丝绸之路历史中的几个片段，感受丝绸之路的神奇魅力与丝绸之路精神的博大。

　　从张骞到玄奘

　　“丝绸之路”这一名词是相当晚近的发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出版了自己的中国旅行笔记的第一卷，第一次用“丝绸之路”指称汉代中国与中亚南部、西部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得到了多维度的拓展，它不再专指汉代的丝绸之路，也不仅仅是与丝绸贸易有关，实际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亚洲、欧洲、非洲间物质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张骞通西域是丝绸之路史上的一件大事，虽然在此之前，跨欧亚的贸易已经兴起，但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仍不应被低估，他所带回的关于西域的知识，为此后中国人探索丝绸之路奠定了基础。

　　张骞出使西域，本意是联络大月氏攻打为患汉朝的匈奴，公元前139年，张骞率使团从陇西（今甘肃一带）出发，开始了前途未卜的漫漫征途。要到达大月氏，必须经过匈奴，张骞一行正是在匈奴境内遭到扣留。此后的十年，张骞便生活在匈奴，并且娶妻生子，但他没有忘记此行的目的是要去往大月氏。终于张骞抓住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拜访了好几个国家后，在公元前129年来到了位于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不过大月氏拒绝了与汉朝夹击匈奴的建议。张骞从大月氏东回汉朝的途中，又遭到了匈奴的扣留，直到公元前126年才回到阔别已久的故土。

　　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回国后向汉武帝讲述了自己在西域的见闻。令人惊异的是，他在阿姆河流域的大夏国见到了来自四川的邛竹杖和蜀布，原来这些特产是经印度转运到大夏国的。汉武帝获悉后，命人开通由蜀地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的道路，由于时人称印度为“身毒”，故这条道路被称为“蜀身毒道”，它是今天被指认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两百年后，洛阳城内建起了中国的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传说，汉明帝的一个梦，促成了汉朝派出使者前去西域求法，他们在大月氏遇见了摄摩腾、竺法兰，两人跟随使者来到洛阳，汉明帝为之建立了白马寺。现代学者多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应在两汉之际，也就是公元前后，它是中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硕果，是丝绸之路赠给我们的一份厚礼。

　　佛教进入中国后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禅宗的成立便是其本土化的产物。在唐代这个禅风兴盛的时代，我们看到中国人撰写的佛教典籍被尊称为“经”，这便是深刻影响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坛经》。唐代佛教史上令人激动的篇章，并不只有惠能创作《坛经》这一章，还有两章直接与丝绸之路有关。

　　在惠能出生前，玄奘已于公元627年踏上了西行求法的路途。玄奘的西行充满了挑战，当行走在莫贺延碛（今甘肃瓜州至新疆哈密一带的沙漠）中时，玄奘不仅迷了路，还失手打翻了水囊，在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的恶劣环境中，玄奘曾选择东返，但西行求法的强大决心促使他“宁可就西而死，岂可东归而生”。当玄奘在沙漠中度过了五天四夜后，他的生命进入了垂危时刻，他写道此时“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但仍未忘记此行的目的“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道心正法来耳”。玄奘最终奇迹般地走出了莫贺延碛，此后又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印度，当他从印度回到长安时已是公元645年。玄奘将余生奉献给了佛经翻译事业，他还奉唐太宗之命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它不仅增进了中国人对西域的认识，更有意义的是，它成为现代历史学者重构印度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这种知识的往复流动，正是丝绸之路的魅力之一。

　　而在惠能圆寂三十年后,鉴真开始了第一次东渡日本的历程,他要将律宗的学说传播到日本。鉴真东渡的历程与玄奘西行的历程一样充满艰辛，在十二年的时间中，他先后六次渡海，双目失明，终于在公元754年到达日本弘法。如果没有张骞、玄奘、鉴真这样矢志不渝、坚持不懈的人，丝绸之路或许将失色不少，他们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文明交融的路变得可能。

　　从泉州到和林

　　由于宋代对西域的经营大不如汉唐时代，陆上丝绸之路的荣景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那时镶嵌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闪耀的一颗珍珠当推泉州。

　　公元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建立是泉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市舶司是在重要港口设立的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它的建立一方面是对泉州港地位的承认，另一方面也为泉州海外贸易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泉州市舶司一直延续到了元明时代，在长达四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包括闽南本地物产瓷器、茶叶、纺织品等在内的中国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据十三世纪初成书的《诸蕃志》记载，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达五十多个。在闽南商人走向海外的同时，海外商人也纷纷来到泉州，这其中以阿拉伯商人居多。宋元时代阿拉伯商人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正如唐代源自中亚撒马尔罕的粟特商人之于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没有他们的穿梭，丝绸之路很难称为一条贸易之路。

　　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在当地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为泉州的城市景观带来了伊斯兰风格的建筑，一些阿拉伯商人娶妻生子，繁衍后代，终老于此，埋葬在“蕃客墓”中，其阿拉伯文铭刻与独特的装饰风格，透露了他们与千里之外故乡的联系。直到今天，泉州仍保留着多处阿拉伯人墓地，它们能够历经上百年的风雨而无恙，有赖于当地居民的保护，这无疑是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

　　宋元之际管理泉州市舶司的是一个叫蒲寿庚的商人，他祖上是来华经商的阿拉伯人，唐代便已“富甲两广”，到蒲寿庚父亲时迁居泉州。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过程中，蒲寿庚可谓出力甚多，这使他在元朝备受荣恩。泉州港在元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历史学家用“空前繁荣”四个字描述元朝泉州的盛况。陆上丝绸之路在元代也进入到新一波的繁荣期，海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发达使得这一时代涌现了许多大旅行家，家喻户晓的马可·波罗自不必说，此外还有西行万里与成吉思汗相见的丘处机、出生于大都（今北京）的聂斯托利派教士列班·扫马、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等。

　　公元1245年4月，受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派遣，意大利人柏朗嘉宾从法国里昂出发，开始了他的漫漫东行。他此行的终点是蒙古汗庭——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1246年7月，柏朗嘉宾到达和林，参加了贵由汗盛大的受位典礼，将教皇的信交给了贵由汗。贵由汗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追尊他为定宗。1247年11月，柏朗嘉宾携带着贵由汗给教皇的回信回到了里昂。柏朗嘉宾东行的路线是从里昂经波兰进入俄罗斯，穿越里海、咸海、巴尔喀什湖以北草原，最终进入蒙古高原。柏朗嘉宾所走的这条路可称为“草原丝绸之路”，它不是元朝独创的，而是凝聚了此前许多代人的努力。

　　从郑和到利玛窦

　　海上丝绸之路自宋元以来的兴盛，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时达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峰。从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其足迹遍及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半岛、非洲东海岸，并延伸到赤道以南，历史学者称郑和的远航“开辟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航程最长的远洋航线”。

　　郑和所具有的多重身份，可以说是沟通中外的丝绸之路的一个有意思的脚注。郑和本姓马，郑姓是明成祖朱棣所赐的，他出生在云南。郑和的父亲与祖父都叫马哈只，哈只是对曾去麦加朝圣过的穆斯林的尊称。郑和的家庭无疑与西域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郑和本人与佛教的亲近，又为他在与尊崇佛教的东南亚国家进行交流时提供了便利。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国力的集中展示，尤其先进的造船与航海技术支撑了远航的安全：郑和下西洋乘坐的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篷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所采用的水密隔舱技术，提高了抵抗大风浪的能力；船员们用海图、罗盘、过洋牵星术等方法导航，海图是利用地文导航，过洋牵星术则是利用天文导航，有学者认为过洋牵星术是中国传统的测星术和阿拉伯的测星术结合的产物。技术的交流在丝绸之路上是无所不在的，阿拉伯的测星术传播到中国，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也传播到了海外，实际上，我们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皆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域外，这是中华文明为世界做出的伟大贡献。

　　公元1492年，在郑和完成七下西洋壮举的59年后，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件划时代的大事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全球化的开端。丝绸之路再也不能局限在亚洲、欧洲、非洲了，它必须延展到美洲。而在其延展到美洲的过程中，中国丝绸再次创造了奇迹。历史学者的研究指出，16至18世纪美洲出产的白银至少有半数流入了中国，用来购买中国商品，其中丝绸为大宗。

　　中国丝绸外销美洲的一条路线，是从澳门到菲律宾马尼拉，再横渡太平洋，到达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尔普尔科，这条路又被称为“太平洋丝绸之路”。澳门在明清时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镇，从澳门出发的商船，还可至日本长崎、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与此同时，澳门也是明清时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公元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澳门，次年进入内地，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知识传入了中国。这位入乡随俗的外国人通汉语、着汉服、与中国士大夫结为朋友，并最终获准葬于北京。此后更多传教士通过澳门进入内地，他们将西方文明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华文明带入了西方，他们开启了汉学史上的“传教士汉学时代”，中国人思想世界的基础——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也经由他们译介到了西方。1861年至1886年间，英国人理雅各布花费了25年的时间陆续出版了四书五经的英文译本，其译文之精良至今仍为人称道。

　　在全球化时代，丝绸之路作为文明交汇、心灵相通的载体，其重要性将更为凸显，我们也期待着丝绸之路再续美丽新篇章。（罗慕赫）